忆往昔  
   写于微生物研究所成立六十周年之际 王小凤      
   
     
 

    我1960年由国家分配来微生物所工作,在病毒室周家炽先生领导下,从事植物病毒研究。我开始对数个番茄病毒分离物做生物学比较研究,后由周先生整理成文,这是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第一次去温室是周先生领我去的,他教我接种指示植物。他建议我业余时间去外语学院学英语,并去北大听生化课,后来我又曾去过上海高级生化训练班学习。那时,我常去周先生家,并带去我从英文翻译成中文的专业文章,他每篇都用红墨水笔仔细修改。一次他在稿纸上方的留白处写下“真真急死人”,一定是我翻译得不像样,他太累了发出的感慨。他曾对我说过不会催我,要把我培养成植物病毒学家。我能逐步成长为这一领域的专业工作者首先要感谢周家炽先生的严格耐心细致的培养鼓励,以及具体帮助,他的治学和育人精神影响了我的一生。他同时带了数位学生,后来都成为独挡一面的专家。


    1978年我室成立了基础组,由裴美云同志任组长,有谢德贞、史春林、和我共同工作。周先生在一篇文章里说:“病害是一个一个地研究的,各有其具体情况”,后来的工作证明确实如此。从60年代到90年代植物病毒的研究方兴未艾,农业生产中发生许多疑似病毒致病的问题,以及有些已发掘的病毒需要进一步鉴定。在室领导的建议下我们研究了花椰菜花叶病毒新疆株CaMV(新疆石河子农科院分离)的提纯及其理化性质、DNA分子构型和组织超薄切片(徐绍华同志工作)。后来室里其他同志又深入研究了其DNA序列及克隆。云南蔡健和同志带来烟曲叶病材料(TLCV)进行合作研究,经提纯、电镜观察及相关单克隆抗体(由B.D.Harrison先生提供)免疫反应等工作确认其属于单链DNA双生病毒。蔡健和同志还带来当地的南瓜曲叶和番茄金黄色花叶病株,后经室内多位同事合作共同鉴定为双生病毒。浙江农业大学刘力同志带来水稻条纹病毒(RSV)材料与我们合作,大家与洪益国同志(田波先生博士生)共同工作。该项目由国际水稻研究所罗氏基金资助,从大量水稻病叶提取得到纯化的病毒,从中得到 RNA各组分的分部,在其他同志帮助下得到其外壳蛋白基因,由此我们得到了RSV负链RNA病毒的第一手资料。


    1985至1995年我承担了国家75和85攻关项目,共同工作的有王文慧、黄谊、王荣和廖福莲同志,任务是苹果潜隐病毒分离、鉴定、提纯和血清学检测方法及应用。我们对苹果三种潜隐病毒中的两种,即褪绿叶斑病毒(ACLSV)和茎沟病毒(ASGV)的工作按计划完成,对其中的茎痘病毒(ASPV)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这期间我们在许多苹果园调研采集样本,在温室内做了大量的鉴定和筛选,得到了可操作的数个分离物,用梯度纯化的病毒免疫家兔,获得大量的高效价抗血清,用ELISA(酶联免疫吸附测定)方法检测苹果的ACLSV和ASGV。该方法在全国近20个单位推广应用(北京首都机场、北京市林保站、北京林业大学、河北昌黎果树所、辽宁前所果树所、山东泰安果树所等。)有许多单位来实验室学习操作,我们也外出示范。我参加了昌黎果树所组织的果树无毒化栽培及技术培训现场会,并做了相关报告。我们为外单位检测了大量样品,协助摸清采样时间、取样部位等。通过工作,我们了解到脱毒后的苹果树苗及组培苗中病毒残留情况,在国外进口苹果苗木中也检测到ACSLV和ASGV。随着果树种植面积的扩大,农民中出现了“想致富,种果树”的口号,因此,建立主要果树品种的无毒苗木体系及与之并行的果树病毒鉴定和检测工作的必要性已是不言而喻。


    我们还鉴定过许多病毒,往往是不期而遇,如蚕豆萎蔫病毒的菠菜分离物(在路边菜地发现),甘薯羽状斑驳病毒分离物(在甘薯苗床里发现),芜菁花叶病毒白菜分离物(在菜摊里发现),黄瓜花叶病毒向日葵分离物(在花卉基地发现)。对于串红花叶要说一下,那年北京市花木公司、天坛公园等单位送来病株,串红植株矮化、花叶、花序不抽、花色不正,严重影响了节日期间的摆花。我们经过近一年的工作(包括实地调查、温室指示植物鉴定、蚜虫传毒、病毒粗提、及免疫反应),确定是由黄瓜花叶病毒导致,建议他们改变繁殖方法,把插条法改为播种法。解决了问题之后,他们从此就不再来了。一线的同志曾先后送来辣椒和甜椒病株(分别来自东北与河北地区),研究发现分别是由烟草花叶病毒和黄瓜花叶病毒感染引发。不是每个研究过的材料都得以整理成文章,为了解决生产问题,我们都尽可能给予答复 。我从业多年体会到植物病毒研究的重要性,我们的工作确实有广泛的社会需求,它与农业生产经济发展关系密切,病毒的研究要与生产并行,病毒病害偶发的时候不注意,以后成片大爆发,就是灾难 ,不要以为一发现就是新病毒,病毒病原的研究是长期的积累,需要大家不懈的努力工作。


    80年代初,新疆农业科院微生物室石玉瑚等同志带来昆虫颗粒体病毒样本,希望合作研究。我们“跨界”接受了该项目。经过两个月的“瓶颈”期,终于获得进展。我们完成了包含体和病毒的提纯,DNA提纯及其构象观察,组织超薄切片(徐少华同志工作),蛋白电泳分析等,后来室内其他同志继续做了DNA基因图谱分析。黄地老虎颗粒体病毒已载入“中国昆虫病毒图鉴”。


    多年以来在文献中看到,国外不断报道出新的植物病毒种,基因工程、生物技术的应用加速了病毒分子生物学研究的发展,揭示了病毒基因的复制 和表达模式的多样性,病毒分类系统日趋细化合理,增添了分子内涵,这又加速了病毒病原的诊断和定位工作,我们的研究水平与之相比自然存在差异,但是我们中较年青的同事们及时学习掌握了这方面的技术,大家能够相互配合、促进,使病毒研究深入开展,提升了整体工作水平。


    在田波先生的建议下,1987年我去加拿大参加了第七届国际病毒学大会,带去了“TMV-N14弱毒株在体外翻译体系中的干扰”和陈伟同志的“苹果绣果类病毒研究”二篇文章。我听了大会专题报告,参加了相关的小组交流,观看了大厅的大字报,亲历了世界庞大的研究病毒学的人群间互相无障碍的交流,感受到国际上病毒学研究发展的浪潮。从大字报里我收集了一些新资料,结识了研究小果病毒的Dr.Convers,他许诺送我一本他的著作,我回国后不久就收到他寄来的书(已送所图书馆)。1988年在田波先生和B.D.Harrison先生的帮助下我申请到去苏格兰作物所的病毒室访问工作的机会,被安排在D.J.Robinson指导下工作,开展印度木薯花叶病毒(ICMV)DNA 克隆。此病毒与前面所述TLCV 同属双生病毒。从ICMV cDNA 合成、酶切到转化克隆都得到了D.J. Robinson耐心细致的指导帮教,最后由他们室内其他同事协助对得到的克隆的片段做了序列分析,通过相关软件把ICMV的克隆片段与非洲木薯花叶病毒(双生病毒)序列比对,发现了相互之间的同源性及差异。实验结果由D.J. Robinson总结发表在苏格兰作物所的1988年的年报上。结束了苏格兰作物所的工作后,我在B.D.Harrison先生的安排下,去英格兰地区访问了John Innes Center、帝国理工大学、East Malling果树所和Little Hampton植物病毒室,与数位病毒研究工作者交流并获取学术资料。


    我与植物病毒打交道30余年,病毒在我面前逐渐揭开了神秘面纱。它具有生命特质,又是化学物质,致病时露出狰狞面目,我每每看到病株被折磨得不象样子,那感觉就是震撼,很想打倒它。我和同事们来自不同学业背景,都不是病毒学的科班出身,为了共同的事业汇聚一堂。我们一开始就坚持自我充实自我成长,边干边学,互帮互学。60至70年代我们做的课题(如病毒的体外复制研究),在今天看来似乎水平不怎么样,但是都留下了宝贵的印迹,为今后做下了铺垫。


    当研究工作进入最后20年,我已过不惑之年,感到了时间的紧迫和工作的压力,现在我认为那也正是我工作的黄金时段,我尽量突破自己,尽量与时俱进。工作着并快乐着。我们在工作初期打下了坚实基础,一旦条件改善,就有可能快速成长。改革开放的政策给我们带来了新机遇,国内外学术交流开阔了我们的视野,生物工程技术的引进和应用,许多大型仪器的购置(包括超离心机、电子显微镜、DNA序列分析仪、DNA合成仪等)、化学试剂的方便得到,都无异于为虎添翼。后来国家化费巨资建造了现在的微生物所新址,我看到如宫殿似的梦幻楼群,心里倍感自豪。但最宝贵的是我们的传统和传承,我们微生物所在建所之初拥有一批大师级的科学家和优秀的中层学者,他们对科学研究的热爱、专注和清正的品质引领着我们,影响着我们,整个所里充满尊师爱生和浓浓的学术氛围。


    我十分幸运能成为微生物所人,一个“病毒”人。这里见证了我的成长,那些夏天在温室里挥汗如雨的日子,那中关村北一街东大楼深夜窗口闪烁的灯光,那中关村大道两侧高耸的白杨树,那日日奔走的脚步,那一张张熟悉的面孔,都依然栩栩如生,深刻印在心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祝愿新一代学人为国家创造出更加辉煌的业绩!

 

    王小凤    2018年6月19日,北京顺义后沙峪。